奉墨家學說為國學之首，實則就是主張以墨學為治國的主要思想，但這并不意味著李郃反對法治。
其實墨家也講法治，比如墨家主張的‘殺人者死、傷人者刑’，它并不區(qū)分對象，這與法家主張的‘不分親疏、不殊貴賤、一斷于法’有著異曲同工之處，并沒有什么區(qū)別。
但為何法家能成為天下顯學，被各國奉為至寶，而墨家卻日漸式微呢？
原因就在于法家與墨家在針對國君與貴族階級方面的態(tài)度有所區(qū)別。
法家對權(quán)貴階級的態(tài)度，簡單通俗地概括就是‘不許犯法’，但凡律法所規(guī)定的禁止，一律不許犯禁，你若犯禁那我就要拿你；但若你不犯禁，那你平日干嘛還是干嘛。
換而言之，法家的制度主要還是服務于國家，服務于君主與權(quán)貴階級的。
而墨家呢，它在依法治國的基礎上，還對君主以及權(quán)貴階級有著道德上的要求與約束，比如‘兼愛’、‘尚賢’、‘非樂’，‘節(jié)葬’、‘節(jié)用’等等。
通俗點說就是，墨家希望君主與貴族階級以身作則，且為了治下的國民能安居樂業(yè)而去兢兢業(yè)業(yè)地治理國家。
本來君主與貴族所擁有的權(quán)利，突然間就變成了一種職責、義務，這是不是就有點不對味了？
更別說墨家還反對社會等級觀念，反對‘天命’。
事實上，墨家也是有‘等級’制度的，就說墨家的領袖‘鉅子’，鉅子在墨者中就有著無上的權(quán)威，而墨者必須服從鉅子的領導，論紀律之嚴明，較之軍隊的紀律毫不遜色。
但在衣食住行等方面，鉅子與一般墨者又是平等的，并沒有任何特權(quán)，這就是墨家所提倡的‘尚賢’，即鉅子是墨者推選出來的賢者，他的權(quán)威是用于領導墨者，而不是謀一己之私。
甚至于，鉅子對墨者的領導是一種責任與義務，而并非權(quán)力。
墨家想把這套用在天下各國，天下各國的君主與權(quán)貴能接受么？那肯定是不能接受的。
更別說墨家還提倡‘兼相愛、交互利’，于內(nèi)又主張‘財產(chǎn)相分’，恨不得要讓天下回到三皇五帝時期，似各國君主與權(quán)貴這等既得利益者，怎么可能會接受？
再加上墨家又主張維護工、農(nóng)利益，限制王權(quán)與貴族階級，反對戰(zhàn)爭等等，毫無疑問都會遭到君主與權(quán)貴階層的抵制。
但李郃卻不排斥這種思想，反而感覺墨家思想……唔，有點莫名的熟悉。
或許是曾在類似的制度下生活過，李郃并不排斥墨家學說中那種種不被天下各國君主與權(quán)貴階級所認同的思想，他認認真真與墨踐討論變法的可行性，打算以墨家學說為主體，編纂一套法律用于治理少梁。
這份熱切，讓墨踐都感覺不可思議。
他驚愕地問李郃道：“子梁，你能接受我墨家所提倡的‘兼愛’？”
李郃毫不猶豫地說道：“此次我少梁之所以能擊退秦國，全賴舉國上下臣民團結(jié)一心，寧死不肯屈服于秦國，倘若‘兼愛’指的是兼愛我少梁的臣民，讓我像對待兄弟姐妹那般對待國人，我為何不能接受？”
墨踐反而一愣。
半晌他又問道：“那對待他國之人呢？”
李郃笑著回道：“鉅子也看到那些從河戎國投奔而來的難民了，在我少梁力所能及的情況下，幫一幫他們也并沒有什么，甚至于，倘若這些河戎難民想要留在我少梁，愿意接受我少梁的法律，我也會一視同仁?！?br/>
墨踐點點頭，又故意問道：“那若是進犯少梁的敵人呢？子梁會如何對待他們？”
李郃也明白墨踐是在考驗他，但他并不在意，按照心中所想如實回答道：“首先，這些人是傷害我少梁的罪人，我縱使不殺他們，也要讓他們用類似苦役的方式來償清其罪行，倘若他們愿意用苦役抵償罪行，誠心悔改，那我也并不會對他們趕盡殺絕。甚至于，倘若他們想要投奔我少梁，我也愿意接納他們，并做到一視同仁，但前提是，這些人必須為之前對我少梁造成的傷亡與損失付出代價，倘若他們不愿悔改，那我也只能殺死他們，否則便是對我少梁臣民的不公?！?br/>
聽完這番話，墨踐重重地點了點頭，精神十分振奮。
事實上，墨家學說天然就契合小國，有許多主張在李郃看來立刻就能推行。
比如‘兼愛’，這與李郃主張的‘上下團結(jié)’毫不沖突，畢竟一個國家若內(nèi)部不能團結(jié)，何談發(fā)展？何談興旺？
這次與秦國的戰(zhàn)爭，他少梁固然傷亡巨大，但也因此鑄造了少梁上下團結(jié)、不畏強敵的信心。
甚至在年后的重建后，李郃還準備進一步強化這份團結(jié)。
再比如墨家提倡的‘明鬼’，雖然李郃是無神論者，但他并不排斥敬神、畏神，這并非迷信，而是一種約束——人只有對鬼神懷有敬畏，信仰‘舉頭三尺有神明’，才不敢去做一些傷天害理的事。
就人性而言，這份約束要比道德的約束更加管用。
再比如墨家提倡的‘非命’，即反對儒家的天命論，否定‘人有貴賤’，提倡‘人定勝天’、‘事在人為’，那李郃就更加認同了。